認真檢視日本國會福島核災報告 並成立「國家原子能安全管制委員會」

上星期，日本國會指定的福島核災調查委員會提出調查報告。事故的原因除了因監管體制，信息紊亂，因應不佳以及政府不當介入指揮體系外，同時是“一連串錯誤和玩忽職守”的結果。報告同時指出，核災亦根源於“日本文化中一些根深蒂固的習性”。

報告並說，"事故的部分原因是日本政府、監管機構和核電廠運營方東京電力公司的失職。雖然這很痛苦﹐但必須承認"，這是一場"日本製造” (Made in Japan)的災難。

此獨立調查委員會(Nuclear Accident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Commission)最終報告的英語版本摘要中，前日本學術會議(Science Council of Japan)會長委員會主席黑川清(Kiyoshi Kurokawa)指出，核電廠事故亦歸咎於員工們“不加質疑地服從，不去質疑當權者，堅決‘遵守程序’，盲目的集體意識以及島國心態”

英文版的報告中表示："this was a disaster 'made in Japan'. Its fundamental causes are to be found in the ingrained conventions of Japanese culture: our reflexive obedience; our reluctance to question authority; our devotion to 'sticking with the programme'; and our 'insularity'."

此一主要由科學家、律師和學術人員組成的十人調查委員會﹐是調查福島核事故的組織之一﹐也是唯一有權獲得證據和接觸證人的調查組織。委員會訪問了超過1,000位人士﹐收集900個小時的公開證詞﹐作證者包括日本前首相菅直人(Naoto Kan)﹐美國核管理委員會( NRC)前主席米瑟夫(Richard Meserve)等。顯示調查報告的多元和廣泛，應是在福島核災後，一份相當深入的調查報告，

報告指出﹐日本核安全監管機構和東京電力公司，未能正確制定最其本的安全要求﹐導致福島核一廠發生地震和海嘯時毫無應對能力。並且批評了日本核工業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友善關係(cozy relationship)。報告說﹐日本有力的行業機構向監管者施加壓力﹐要求他們放鬆監管﹐或是遲延進行監管的措施。“監管機構成了它所監管的行業的人質。”這是相當嚴格的指控。

在311之後，台灣原能會和台電有根據從福島災變得到的教訓，陸續改善和增強核能機組的措施，各界則加強關注安全問題。但是在核電廠軟硬體議題外，台灣卻多未探討日本國會的報告中「文化與重大危機」的關連性議題。這樣的論述，本文作者過去曾有文章論及，參考「從福島核災，看菊花與劍」 ( http://gusiba.blogspot.tw/2012/07/blog-post_10.html )。此刻，在日本國會調查報告出爐後，可以繼續延伸兩個研析方向：一是，在這樣久年文化薰陶和尊重價值體制氛圍下，日本的重大災害可能永遠難以避免? 或者為了未來的安全，不只是核能安全，日本上班族，甚至所有民眾會逐步調整文化，從目前，日本式的，如學者所說的  The nail that sticks out gets hammered down (槍打出頭鳥。要明哲保身)，轉向西方的，The squeaky wheel gets the grease (會吵的小孩有糖吃。應勇於表態)？

再進一步談，日本的文化帷幕中，團結，服從，終身奉行，久被視為是值得驕傲的準則，本來是正面的評價，成就了曾經的「日本第一」。但在福島核災危機後，此一文化價值卻被詮釋成為造成核災的另一項因素，令人萬萬沒有想到。是否今日日本經濟大不如前，和政治現象紊亂脫序，亦與傳統的文化價值有關？更難以不讓人產生連想。

核能電廠，本質上是西方的產物，又不似一般的工業產品，系統相當複雜，分工精細，除了必須嚴格遵守程序書，還有許多的現場決策和指令，有賴管理和操作者判斷執行。因此，員工紀律和廠房文化亦是影響核電廠運轉安全和運轉績效的重要關鍵。

“不加質疑地服從，不去質疑當權者，堅決‘遵守程序’，盲目的集體意識以及島國心態”，這些觀察結果，對核電廠的安全，是利是弊呢？文化體系，曾幾何時成為被譴責的幫兇？普羅日本民眾，會接受“ 自己也要為核災負部份責任”這樣的論斷嗎？

這樣的話題，是否會在驚恐的核災後，日本的文化會出現典範移轉 (paradigm shift)，甚而重塑價值系統呢？有一位學者並說，除了日本，不少國度的文化內涵有類似成份，尤其是亞洲的國家，多有著儒學的遺緒，而那是從數百甚至上千年傳承而來，她們也必須因應嗎？要不要有所移轉？

日本國會的調查報告，提出了這樣的論點，卻很難提出解答。文化，一向是極為複雜的命題，那又何能想出簡單的處理方案？亦有外界認為，調查報告突顯出，從文化的觀點，來為災難事件定調，無論是想“非蓄意的為若干人士脫罪？”還是隱喻“享受文明的就應有共同承擔的認知”？總之，“人的因素”佔據了福島核災極大的肇因比例。

「核電安全」與「民族文化」，產生了什麼樣的符號關係呢？日本人已在注意和探討了，台灣有沒有人在研究呢？

同時，報告亦提出了，日本應立即成立獨立的監督核能安全的機構，這是立即必須進行的工作，徹底劃清運轉和監督的角色。這一點，也嚴肅地提醒了台灣政府，目前已規畫將形式上還算獨立的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歸併到科技部下，大大降低了扮演監督核能安全的角色。本來已積極朝此規畫推動，但發生了311 核災， 似乎稍有遲緩。

個人認為，整併原能會，是一個極為危險的舉措。原能會負責監督六部，或者八部核能機組運轉，及後續機組停止運轉，除役工作等，無論是減核，廢核，和非核，都應採取嚴格態度，不但不能為了精減政府而整併原能會，反而更要提升其層級和功能，改革目前的委員會組成方式，加強地質，輻射防護和公共安全等專業，檢討制定相關法規，成為適當位階且功能實質獨立的「國家原子能安全管制委員會」。總統府和行政院均不可干涉其決策。

在民意部門部份，亦要有相對的機制設計，並與民間的生態，環保，永續和其他NGO團體，和「國家原子能安全管制委員會」形成三支有力的柱子，共同監督核能安全。

尤其是，「國家原子能安全管制委員會」，這支柱子，由於有實權，其信用和專業若不可靠，核電廠總有一天會出大問題。核安管制作不好，民意機構和NGO，可以直接到「國家原子能安全管制委員會」前，找主任委員抗議。而不是到科技部，去找部長抗議...，部長再找下級的核能安全署去面對...，核安署再向部長報告處理情形 ...。

現在，原能會和台電必須仔細消化這份福島核災調查報告。常說，從失敗中汲取教訓，但是，核電安全禁不起這樣的途徑，而「不幸卻也發生了」福島經驗，使眾人了解了核電廠潛藏重重安全疑慮，「國家原子能安全管制委員會」和台電還有太多的功課要做。而民意機構和NGO，則更任重道遠。

從失控的福島核電看 「菊花與劍」

2011年4月發表                                                                            

(日本國會2012年7月提出福島核災報告，回頭省思核能安全課題)

愛因斯坦的質能互換理論，與人類文明產生錯綜的效應。創造與毀滅，都是文明的軌跡。簡單的物理公式E = mc²，說明質量變化，可以帶來巨大的能量。

原子核分裂若是在可控制的連鎖反應情況下進行，就是核能的和平用途，如核能發電，帶來可觀能源。但若在未有控制的連鎖反應下進行，就是可怕的原子彈了。日本是全球唯一同時承受過核分裂軍事與和平用途而帶來災難的國家，全球目睹可怕實境。

愛因斯坦了解了核分裂若用於戰爭將產生難以控制的傷害，因此致力推動和平主義。1955年4月，在彌留之際簽署了《羅素--愛因斯坦宣言》，呼籲人們團結起來，防止新世界大戰的爆發。人類沒有了核戰，核電災難卻仍然繼續發生，災難甚至比核戰還嚴重。

看日本福島核災及其處理，其實相當意外弔詭。核廠設計強調多重防禦，用重重的安全措施來防止核災，而核廠最常向民眾宣導的一句話是：即使超級天災來襲，電廠內反應器內的控制棒會自動插入燃料棒，立即停機。福島核一廠完全失控，原本的安全系統故障，緊急救援系統亦出狀況，操作人員束手無策。核能界人士沒有料到，安全設計原來如此不堪一擊。

核能發電的安全管理及救災善後，其實與該國的文化有密切的關係。發生其他事故，由於未引起國際關注，亦無從了解原因和處理情形，也難以參考。但這次核災影響全球，外界就清楚看到過去探討核能發電安全時，非常注重技術能力及人員訓練這兩項課題，這次事件也突顯核能安全文化觀念及其民族性格，亦是發展核電與處理核災的重要面向。

過去，在二次大戰接近尾聲時，美國政府為了解如何處理日本問題，委託人類學家魯絲．班迪克特( Ruth Benedict)研究日本的民族性。作者於1946年將該報告整理出版，成為一本觀察日本人國民性格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作者從訪問，觀看電影、戲劇、小說等資料與分析方式完成該書，也讓西方世界首度看到日本民族的主要內涵—雙重性格。

「菊花與劍」談到日本人的性格特質，包括：好戰而祥和，黷武而美好、傲慢而尚禮、馴服而倔強、呆板而善變、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作者是用遠距離研究，而非實地調查方式提出此八項觀察論點，未必精確，但外界可與此番災難所見比對，若干發現還真如該書所描述。

福島核災後，國際可看到「菊花與劍」文化的流露。發生這麼大的災難，卻未在電視上看到受災居民多麼痛恨政府，責難管制單位。官方機構處理核災層層機制，效率不佳，且未能坦然面對事實。美國與日本對核災的程度研判有不少爭議，日本還拒絕接受美國專家的處理建議。為了控制災難勿繼續擴大，志願隊伍進入最危險的高輻射區灌水搶救，用個人性命來換更多國民的安全。日本的媒體報導核災，理性得讓人覺得冷漠，即使批評當局亦未見情緒。照顧災區民眾的食宿，亦是慢半拍，富裕如日本國，災區是在東北，為何多日仍有民眾挨餓受凍？對於他國的救援，日本又是那麼誠意的感謝。這次災難，讓人一次看清日本人的性格，也竟然和「菊花與劍」如此接近。

日本屬於核能發電先進國家，多年前，筆者曾到日本採訪核能發電，進了核電廠控制室附近，驚見一值班同仁正吞雲吐霧，筆者與該同仁四目相對，亦未見其停止吸煙。直到詢問主管在電廠內是否允許抽煙後，該員才被告之勿再吸煙。這是專業無知，還是自大愚蠢？之後，筆者又到位在青森縣的六個所村參訪核廢料廠址，一行已到多時，日方相關人員才姍姍來遲，又東拉西扯一番，刻意製造時間不夠狀況，參訪任務失敗，先前已有連絡妥善，卻什麼都沒有看到，只看到了日本朋友的誠意問題。之後每次談到日本核電議題，總難忘當年的參訪經驗。

國際間都有體認，除了技術問題外，民族性也影響核電安全性，例如包括當初為何會將六部機組放在一起？只為經濟和便利？若是人為疏失大約影響了一部機組，但若有天災，六部機組可能同時受損時，如何救援？為了強調此觀念，多數核廠都推動「保守性決策」，除了以最安全的方式規畫設計和運轉核廠，同時再三確認各項指令。當然說的簡單，為了營利和便利，未必會如何執行，國內外皆然。

談到國內核四，日本核災算是為台電解套，也讓內閣喘息。反正對於棘手政策，抱持「不要在我任內上作決策」是最高指導原則，能拖就拖，以免自找麻煩。因為核四問題叢生，完工日根本遙遙無期，別說當年未做海嘯來時安全評估，設計和執行工作已見百孔千瘡，先天不良，又後天失調，台電與廠商間互動困難，看不到核四的好未來。

有關核四與海嘯，1991年8月時，台北縣長尤清曾邀請環保人士和學者對核四再評估，當時即指出海嘯會對核四和其他核廠有威脅。而根據記錄，1867年12月18日，於基隆外海的規模7.0地震，引發大海嘯，幾將基隆港變成廢墟，因此要求核四增加抗阻海嘯的設計。另亦提出諸多安全和環保問題，但是台電僅簡單交待回應。

日本福島的核災，只是引出問題的線頭，証明核電的安全性是有問題的，「核電神話」頓時成為「核電謊話」，有些問題已發現，沒有發現的也必然存在。台電必須重新檢討核一到核四當初設計建造考量，如果不符實際可能發生的狀況，就要改善，甚至停機。

同時間，在日本核災前的一項討論「國科會轉變為科技部之組織架構問題」會議中，負責管制核能安全的原子能委員會被裁撤安排在行政院下，科技部內的三級單位，名為核能安全署，與竹科、中科、南科同級，此被原能會官員私下大罵沒有遠見與專業，根本視管制核安為簡單任務。看來此刻，正好可以徹底檢討台灣核能發電滿坑滿谷的問題。

從失控的福島核電看 菊花與劍

2011年4月發表                                                                              

愛因斯坦的質能互換理論，與人類文明產生錯綜的效應。創造與毀滅，都是文明的軌跡。簡單的物理公式E = mc(平方)，說明質量變化，可以帶來巨大的能量。

原子核分裂若是在可控制的連鎖反應情況下進行，就是核能的和平用途，如核能發電，帶來可觀能源。但若在未有控制的連鎖反應下進行，就是可怕的原子彈了。日本是全球唯一同時承受過核分裂軍事與和平用途而帶來災難的國家，全球目睹可怕實境。

愛因斯坦了解了核分裂若用於戰爭將產生難以控制的傷害，因此致力推動和平主義。1955年4月，在彌留之際簽署了《羅素--愛因斯坦宣言》，呼籲人們團結起來，防止新世界大戰的爆發。人類沒有了核戰，核電災難卻仍然繼續發生，災難甚至比核戰還嚴重。

看日本福島核災及其處理，其實相當意外弔詭。核廠設計強調多重防禦，用重重的安全措施來防止核災，而核廠最常向民眾宣導的一句話是：即使超級天災來襲，電廠內反應器內的控制棒會自動插入燃料棒，立即停機。福島核一廠完全失控，原本的安全系統故障，緊急救援系統亦出狀況，操作人員束手無策。核能界人士沒有料到，安全設計原來如此不堪一擊。

核能發電的安全管理及救災善後，其實與該國的文化有密切的關係。發生其他事故，由於未引起國際關注，亦無從了解原因和處理情形，也難以參考。但這次核災影響全球，外界就清楚看到過去探討核能發電安全時，非常注重技術能力及人員訓練這兩項課題，這次事件也突顯核能安全文化觀念及其民族性格，亦是發展核電與處理核災的重要面向。

過去，在二次大戰接近尾聲時，美國政府為了解如何處理日本問題，委託人類學家魯絲．班迪克特( Ruth Benedict)研究日本的民族性。作者於1946年將該報告整理出版，成為一本觀察日本人國民性格的「菊花與劍」(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 )。作者從訪問，觀看電影、戲劇、小說等資料與分析方式完成該書，也讓西方世界首度看到日本民族的主要內涵—雙重性格。

「菊花與劍」談到日本人的性格特質，包括：好戰而祥和，黷武而美好、傲慢而尚禮、馴服而倔強、呆板而善變、忠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作者是用遠距離研究，而非實地調查方式提出此八項觀察論點，未必精確，但外界可與此番災難所見比對，若干發現還真如該書所描述。

福島核災後，國際可看到「菊花與劍」文化的流露。發生這麼大的災難，卻未在電視上看到受災居民多麼痛恨政府，責難管制單位。官方機構處理核災層層機制，效率不佳，且未能坦然面對事實。美國與日本對核災的程度研判有不少爭議，日本還拒絕接受美國專家的處理建議。為了控制災難勿繼續擴大，志願隊伍進入最危險的高輻射區灌水搶救，用個人性命來換更多國民的安全。日本的媒體報導核災，理性得讓人覺得冷漠，即使批評當局亦未見情緒。照顧災區民眾的食宿，亦是慢半拍，富裕如日本國，災區是在東北，為何多日仍有民眾挨餓受凍？對於他國的救援，日本又是那麼誠意的感謝。這次災難，讓人一次看清日本人的性格，也竟然和「菊花與劍」如此接近。

日本屬於核能發電先進國家，多年前，筆者曾到日本採訪核能發電，進了核電廠控制室附近，驚見一值班同仁正吞雲吐霧，筆者與該同仁四目相對，亦未見其停止吸煙。直到詢問主管在電廠內是否允許抽煙後，該員才被告之勿再吸煙。這是專業無知，還是自大愚蠢？之後，筆者又到位在青森縣的六個所村參訪核廢料廠址，一行已到多時，日方相關人員才姍姍來遲，又東拉西扯一番，刻意製造時間不夠狀況，參訪任務失敗，先前已有連絡妥善，卻什麼都沒有看到，只看到了日本朋友的誠意問題。之後每次談到日本核電議題，總難忘當年的參訪經驗。

國際間都有體認，除了技術問題外，民族性也影響核電安全性，例如包括當初為何會將六部機組放在一起？只為經濟和便利？若是人為疏失大約影響了一部機組，但若有天災，六部機組可能同時受損時，如何救援？為了強調此觀念，多數核廠都推動「保守性決策」，除了以最安全的方式規畫設計和運轉核廠，同時再三確認各項指令。當然說的簡單，為了營利和便利，未必會如何執行，國內外皆然。

談到國內核四，日本核災算是為台電解套，也讓內閣喘息。反正對於棘手政策，抱持「不要在我任內上作決策」是最高指導原則，能拖就拖，以免自找麻煩。因為核四問題叢生，完工日根本遙遙無期，別說當年未做海嘯來時安全評估，設計和執行工作已見百孔千瘡，先天不良，又後天失調，台電與廠商間互動困難，看不到核四的好未來。

有關核四與海嘯，1991年8月時，台北縣長尤清曾邀請環保人士和學者對核四再評估，當時即指出海嘯會對核四和其他核廠有威脅。而根據記錄，1867年12月18日，於基隆外海的規模7.0地震，引發大海嘯，幾將基隆港變成廢墟，因此要求核四增加抗阻海嘯的設計。另亦提出諸多安全和環保問題，但是台電僅簡單交待回應。

日本福島的核災，只是引出問題的線頭，証明核電的安全性是有問題的，「核電神話」頓時成為「核電謊話」，有些問題已發現，沒有發現的也必然存在。台電必須重新檢討核一到核四當初設計建造考量，如果不符實際可能發生的狀況，就要改善，甚至停機。

同時間，在日本核災前的一項討論「國科會轉變為科技部之組織架構問題」會議中，負責管制核能安全的原子能委員會被裁撤安排在行政院下，科技部內的三級單位，名為核能安全署，與竹科、中科、南科同級，此被原能會官員私下大罵沒有遠見與專業，根本視管制核安為簡單任務。看來此刻，正好可以徹底檢討台灣核能發電滿坑滿谷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