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研院院士會議已結束，仍有若干觀察可以提出分享。中研院成立於1928年，要期待她走的更遠，走的更好，應該持續聞問：院士們如何提出可以幫助台灣發展的建議？院士們如何選出卓越學者成為新院士？榮耀中研院院士價值。
事實上，現在應該要從與過往不太相同的角度看中研院士了，院士們提出的「院士平台」，是一個新的「參與」概念。借用院士們的不同專業，協助解決國內發展相關問題。所以，選舉新院士，不僅是研究院，或學術界的事了，亦關乎所有大眾。
本文先來談，對院士選舉的看法。次第從生命科學組，數理科學組和人文與社會科學組來切入。
分子生物研究所，這次產生了兩位新院士，鄭淑珍和余淑美，並不讓人特別例外。分生所確實是在中研院內的幾所生命科學研究所中，研究陣容最整齊的研究所。有院內同仁指出，評估幾個生命科學領域中表現較出色的研究所，包括生物醫學研究所，基因體中心和分生所等。生醫所曾是最耀眼的研究所，也得到最多的經費支援，但目前似乎夾雜在輝煌與褪色中，相關資深院士的發言較不若過去那般具有「震撼性」的影響力。基因體中心，是中研院內當紅單位，多位國內和海外傑出院士在中心內設有研究室，重視學術研究，及應用和移轉，是中研院內推動產學合作最成功的單位。目前基因體中心仍在籌建相關研究軟硬體，積極延攬人才，擴大連絡生技研究和產業發展。
分子生物研究所，有優良的基礎研究。幾任所長均堅持採高標準延攬學者的傳統。同時，自分生所成立後，幾位旅外資深院士輪流投入領導研究和尋覓人才，樹立成功方程式。加上，過去幾乎很有機會成為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的王倬院士，給予分生所多方支援。生命科學界多知曉，王倬具有卓越聲望，不輕易發言，但只要肯定某位研究人員，常一言九鼎，幾乎就會得到普遍認同。王倬是少數至今仍有很大影響力的資深院士。而在未來幾年內，分生所仍然會是研究院內生命科學領域的佼佼研究所。
有關生命組本次選出了第一位外科醫生院士，長庚大學醫學院教授魏福全，是一個突破，至於未來是否仍然會出現外科院士，因為有結構因素，很難說。不過，長庚醫療體系現已有人成為院士，必然會有漣漪效應。研判，下屆院士選舉，可能會再有一到兩位長庚醫療體系學者爭取提名。有一條線索，有一位院士指出，故去的長庚創辦人王永慶的二房公子王文祥(Walter Wang)，目前是何大一院士主持的紐約洛克斐勒大學關係機構
(Affiliate of the Rockefeller University) ，愛倫戴爾蒙頓愛滋病研究中心
(The Aaron Diamond AIDS Research Center)董事會(board of
directors)的成員。另有一位長庚醫療體系學者，亦是長庚核心成員之一，則是洛克斐勒大學的知名學者，有這些關連性，長庚醫學系統在這次和未來的院士選舉中，難免不讓人思考可能的影響。
數理組部份，最重要的議題，首先是未來工程科學組若成立，有些相關問題會被提出。成立工程組，是因為想要與國內國科會數理和工程領域的分類接軌。自然處等同數理組，工程處則為工程組，兩組學者可各自確立評量模式。另一方面，由於過去中研院院士選舉名額限制，加上競爭者眾，不少傑出工程學者未能在數理組中成為院士，種種因素而推動成立工程組院士，目前應已確定這個決策。
擺在了眼前，未來工程組的競爭強度未必會因此而降低。因為，有更多的華裔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會加入競爭；有更多具大陸背景的留美學者會成為被提名者；有更多的工程領域的學者會躍躍欲試，例如核能，土木，化工等，意味更不容易選。所以，要想疏解過去競爭激烈的數理組選舉到工程組內，可能未必能如願。倒是，數理組競爭者或許可以得到鼓勵，選出較多的基礎研究科學家。
在成立工程組的話題上，院士選舉如何能肯定在國內投入多年的數理和工程學者，以及其他領域的學者？似乎更值得注意。這些學者在美國拿到博士，服務了幾年，或者根本就直接回國，就投入早年人才和經費皆貧脊的科研和教育行列，耕耘多年，貢獻巨大，並成為國內的頂尖者。但是，在院士選舉時，有些少數從國外回來的院士未能盱衡全局，用一、兩句話就忽略了他們的貢獻，實在令人「稱憾」。關於台灣今日的成果，到底誰該得到較多的掌聲？是「鮭魚」還是「吳郭魚」？當然都應被支持。
